5月6日，生态环境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十大典型案例。

在这些案例中，有案件造成巨大生态环境损害金额，高达2.4亿元。另外，各地在修复方式上采取了许多创新做法，有企业人为干扰空气质量监测设备，磋商后投资286万建造生态环境警示公园以替代修复。还有企业偷倒大量建筑垃圾和工业垃圾，磋商后自行开展修复，“自己闯下的祸，自己收拾烂摊子”。

据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于2018年起在全国试行，此前多地已进行试点。该制度使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承担赔偿责任，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有助于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困局。

造成较高生态环境损害金额的一起案例发生在山东。2015年10月21日凌晨2时，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普集镇上皋村废弃三号煤井发生一起重大非法倾倒危险废物事件，废酸液和废碱液被先后倾倒入该废弃煤井内，混合后产生了有毒气体。4人当场死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生态环境部指出，该事件造成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经调查与鉴定评估，涉案6家企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对济南市章丘区3个街道造成生态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约2.4亿元。

索赔部门运用了磋商与诉讼两种途径和企业达成赔付共识。目前该案件的修复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自主验收。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於方认为，本案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磋商与司法审判的衔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后续相关制度的形成提供了较好借鉴。

人为干扰空气质量监测设备，被罚建警示公园

在修复方式方面，除了直接赔偿外，各地还有替代修复与自行修复等不同做法。

2017年4月，浙江某建材公司在原诸暨市环境保护局突击检查时被发现作弊。据悉，该企业在在线监测设备的取样管上套装管子，并喷吹中和后的气体，将氮氧化物浓度由实际的400毫克/立方米左右降至250毫克/立方米左右，从而达到“达标”排放的目的，该案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110.4万元。

在索赔磋商中，双方达成以替代修复方式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协议。赔偿义务人在其所在地建设一个占地面积6372平方米的生态环境警示公园，该项目总投资286万元，其中赔偿义务人自愿追加175.6万元赔偿金用于公园建设。

生态环境部指出，这种替代修复模式既弥补了违法企业对大气环境造成的损害，同时改善了企业所在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又起到长期警示作用，产生较好的社会效应，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取得实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另外，上海市一案例要求赔偿义务人进行自行修复，“自己闯下的祸，自己收拾烂摊子”。

2018年6月，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沪芦高速西侧断头沟和河浜发现大量偷倒的工业和建筑垃圾，且垃圾倾倒未采取任何防渗措施，当地有关部门初步评估垃圾倾倒总量共计约1800吨。经调查和专业机构评估，共倾倒垃圾100余车，占地面积近2000平方米，污染清除和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约400万元。

12月，原奉贤区环境保护局开展索赔具体工作，与赔偿义务人达成自行开展修复的协议。2019年1月，原奉贤区环境保护局与5名赔偿义务人签订了赔偿协议，规定赔偿义务人在2019年8月30日前完成修复。目前相关修复工作已全部完成，并通过评估论证。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以磋商方式结案占比超三分之二

生态环境部指出，本次发布的的十大案例涉及非法倾倒、超标排放、交通事故与安全事故次生环境事件等多种情形，覆盖了大气、地表水、土壤与地下水等环境要素，为探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体制机制提供了较好的实践借鉴。

据悉，2016年吉林等7省市开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2017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下称《方案》）正式印发，要求自2018年起，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何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方案》介绍，单位或个人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政府作为权利人可以提起索赔。原环保部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由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承担赔偿责任，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有助于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困局。

生态环境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月，各地共办理赔偿案件945件，已结案586件，其中以磋商方式结案占比超过三分之二。

为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做好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工作，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有效是相关单位或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与义务。任何的人为干扰监测设备正常运行造成监测数据不真实的行为，都应该受到严厉的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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